科学与哲学

1.前言：科学与哲学的产生

作为一个人，无法停止思考，除非他死了或傻了。世界是丰富的、也是孤寂的，难以把握；人是伟大的也是渺小的，沉浮不定；世事是单调的也是复杂的、多变的，扰人心神；世界很小、却又无穷，人－总很无奈……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思考，思考的多了就有了成果。科学与哲学就产生了。可见科学与哲学的产生都来源于思考，来源于人的好奇心，好奇心是人认识世界的动力。人为什么吃饭、太阳为什么发光等哲学问题的提出、直到吃饭的消化吸收过程的研究，太阳的结构的研究而产生的科学。可以看出，哲学总是前瞻的笼统的提出了问题，并常常试图用不精确的语言宏观把握。因为任何一个问题想用科学的概念来回答，往往难度太大，或者需要几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回答，然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思维又是活跃的，无法等待太久，因为人在世界上总也没有安全感，人很焦虑、很紧张、很想知道。思维总比手快，我们永远也摆脱不了思维的纠缠，永远需要哲学。我们也会永远怀疑我们的哲学，因为它毕竟只是想出来的，我们永远都想拿科学来验证，然后才会觉得踏实、满足，然而科学总是在发现更多的问题，或者说借助科学乃至技术的手段，我们又提出了更多的、更难解决的问题，于是哲学不得不发展，于是科学不得不发展，于是我们永远都很忙。

2.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科学，指的是概念科学,而不是技术和技术科学。概念是理想化了的抽象。如真空、质点、加速度、光量子等。这些理想化了的概念能够解释、说明事实,这里的事实也即是我们所面对和感知到的现象。自然科学面对的是自然现象，社会科学面对的是社会现象，精神科学面对的是精神现象。概念具有严格的规定性、确定性和指涉性。概念构造出一个解释系统。这个系统由定律、原理、规则构成。如牛顿定律说明天体运动，电磁理论说明电磁现象，并认为这样的科学定律具有普遍必然性，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但这些定律只是理想化了的，似真的。似真和理想化表现在它使现象成为易领悟的、易把握的、可理解的、可证伪的。因为解释系统对应着要领悟和理解的现象。

哲学，指的是要为科学的那些似真的定律提供根据，使其成为真的。如牛顿的惯性定律以充足理由推出，事情不能无因而生，第一推动是必要的；如物质不灭定律的成立，必须肯定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这定律能说明许多现象，并揭示出原子、电子、质子等构造物质时的关系。这些基本定律和科学命题从何而来？哲学必须提供论证，提供根据，要论证其合理性。

哲学回答科学的合理性根据，就语言和知识特征来说是叙事性的。哲学知识的叙事性在真理的意义上不具有实证性，在知识的意义上被认为矮科学知识一头。但是，实证性无非是以经验的有效性来评判的，无数经验总和所归纳的结论,其普遍必然性是自身无法回答的。实证总是面对结果，面对经验。科学在离开实证性的结论面对自身的前提——真理成立的初始条件时，只能哑口无言。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惊奇，外部世界一切为人所见的都是变化的，既存在又不存在，既可能如此又可能不如此，然而在变化中必有持久常在的东西。通过对这种不变的探究，我们就能获得真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是一回事，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哲学即是广义的科学，它不在于对事实表面的认识，而在于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这种研究事物的终极原因的科学或哲学即“第一哲学”,又被称为形而上学。叔本华则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的一种认识本能。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科学显然也是源于“惊奇”，源于对“‘惊奇’的不断摆脱”，源于对外在的“伟大而永恒的谜”的不断探索。于是“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先验地预先设想的，这就是我说的奇迹。”尽管在两千多年中科学与哲学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比较亚里士多德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无疑它们非常近似:科学和哲学都是源于人类对于外部世界的本能的惊奇，源于一种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

在爱因斯坦心目中,作为科学之母的哲学显然是与科学有关的形而上学———主要是认识论。在科学中认识论是不可或缺的，而离开科学谈认识论只能是空谈，因为“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同时他指出，如果没有正确的哲学思想作指导，科学家就会迷路。“即使是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本能的学者，也可能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莫过于马赫了，爱因斯坦一直把马赫视为相对论的先驱认为只要马赫在思想上再迈进一步，狭义相对论就可能归诸于他的名下了，但马赫是如此顽固地说:“我不得不断然否认我是相对论的先驱者。”更有甚者他竟“不承认今天的相对论”。对此，爱因斯坦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他的遗憾。

哲学不仅能影响科学家对事物做出相应的解释，爱因斯坦甚至进一步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对原有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为科学寻找更为可靠基础的根本方法,“……当物理学上的这些基础本身成为问题的时候,……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找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作批判性的思考,……在寻找新的基础时，他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尽力弄清楚他所用的概念究竟有多少根据，多大的必要性。”哲学这时成为一种科学对自身的反思，一种科学从之出发的基石。他所批判的这个成问题的基础,是当时作为物理学基础的牛顿力学。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的批判一方面是经验的批判，因为牛顿力学对越来越多的现象不能加以解释，如以太漂移实验、元素的放射性、电子运动、黑体辐射、光电效应等,这就是所谓“现代物理学危机”。另一方面是哲学上的批判,他说“(相对论)全部研究的中心是这样一个问题：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物理学上看来是特殊的(特别优越的)运动状态？(物理学的相对性问题)”牛顿力学突出了某些特殊性的优越地位，如惯性系和匀速运动、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而更为普遍的性质被特殊化了，更为复杂的被简单化了。牛顿的这种选择在认识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认识的全面深入，势必要从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看问题。从牛顿力学到狭义相对论再到广义相对论，惯性系、匀速运动、绝对时间空间概念被更具普遍性的概念所代替，知识建立在更为牢靠的基础上。石里克就是把爱因斯坦对科学基础的研究视作一种哲学工作，他认为:“爱因斯坦从分析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是那些范围远远超出有限科学领域本身的问题的哲学观点发生变化。哲学的推广必须以科学成果为基础。可是哲学的推广一经建立并被广泛地接受以后，它们又常常促使科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能够指示科学从许多的意义“就是确定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实验方法”。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哲学预设被理解为如下原则:“在自然科学中只有实际可观察到的东西才可以被当作解释根据”，进一步又解释成：不能证明的东西就不应假定为是存在的。从石里克的解释我们似乎可以相信他的看法，即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不满就是因为它不能对世界做出完备的解释，“我实在完全不喜欢死抱住可观察的东西这个当时正时髦的‘实证论’倾向”，显然这两者的看法并不一致，爱因斯坦明确表示他不喜欢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问题在于把爱因斯坦理论中的经验主义成分绝对化了。暗含在爱因斯坦工作中的某些论点明确化。他认为爱因斯坦的思想精髓是他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科学是由尝试性的、假设的、猜测的理论所组成,这是科学的基本原则”,“即使是那些得到充分证实的科学理论总归还是一种假说、一种猜测”，因此任何理论都是可以被推翻的,牛顿力学也不例外。而令波普尔印象最深刻的是爱因斯坦对自己理论具有高度的批判精神,一旦理论与实验的结果不相符，爱因斯坦随时准备放弃他的相对论。的确，爱因斯坦是这样的观点：“感觉经验是既定的素材。但是要说明感觉经验的理论却是人造的。它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适应过程的产物：假设性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

通过上述所作的粗略比较，可以看出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这两种观点中，科学和哲学有着内在的历史关联，它们与“惊奇”相关，与真理相联。

3．基于哲学与科学的思维

既然科学与哲学都与真理相连，都是人类积累的文明成果，如何站在这两大巨人的肩头看现实世界呢，也就是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现在和未来。

人面对世界和自身有三种态度:即自然态度、科学态度与哲学态度。胡塞尔曾作过这样的区分。自然态度是一种对直观、经验采取接受的态度,不加怀疑与反思。对所处的生活世界不产生课题意识,始终生活在世界之中,但这一世界是非课题化的世界,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个可普遍探讨的课题,经验、习惯、法律解决了一切。总之,是沉湎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样的人是还没有苏醒的人。

人的苏醒方式有二种,一是科学意识的苏醒,二是哲学意识的苏醒,前者体现为科学态度的产生,后者体现为哲学态度的产生。

科学态度超出了自然态度的直观经验、相对的视域,将自己显现为超主观、超相对的客观性,在可见世界的后面发现一个可知世界。发现也是构造,可知世界是意识构造的。为了证实这个可知世界的准确性、有效性,发明各种仪器、工具,在手段上不断改进与提高,但这种改进与提高无非是感觉功能的延长与增强而已。科学态度仍以自然态度为基础,因为最后它仍建立在直观、经验、相对的视域之上。如自然态度的“地心说”、科学态度的“日心说”。“地心说”完全建立在经验直观上,而“日心说”则依赖了仪器观测、计算、预测、证明,但这一结论最后仍需经验直观的验证。

哲学态度是一种根本上的观念或态度的革命。当科学态度将自己视为客观的,在世界“之外”进行研究时,哲学态度却仍能自明自己仍在世界之中,人无法独立出研究对象:“二分”的主客体实际是一体。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存在不再被视为前提,不再被视为有效,也不说无效,不说存在,而是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个课题。这意味着“悬置”、“加括号”,这一现象学方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在方法论上的革命,哲学也以全新的面目出现。“悬置”所排除的是自然态度和科学态度毫不怀疑的东西。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打破了科学客观性的美梦。说人在世界中,也即人在语言中。所以,人不是世界、语言的创造者。人必须借用语言去表达认识。语言的公共性成为认识的前提,语言的先在性也使每个人并不具有那种天生的“纯洁”,每个人都有“偏见”,有“成见”,要探究知识、世界在成为这副样子前的样子,因此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是哲学意识的苏醒。

哲学探讨的是“如何可能”。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科学意识虽早于哲学意识的苏醒,但哲学意识的苏醒却要困难得多。科学态度意识不到反思探究的必要性。科学强调自身的客观性是想加强自身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实际上,强调科学的客观性,已超越了科学本身,已是对科学合法性的一种表达,这一表达已是一种叙事表达了。尽管哲学意识的苏醒有实践、实用的目的,如“终极关怀”,“道德绝对命令等等,但又不是为了实践、实用目的,而是要通过先验的还原发现纯粹意识及其相关物的本质结构,是对纯粹理论的兴趣与好奇心。一旦进入先验领域,作为具体生活的这个可见世界及人就被悬置了,只关注理论的意向。先验领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不以意志为转移,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种自然而然发生的先验前提,是一个超越了具体的观念呈现,比如“人”,先得是“人”,这“人”是“人”的意识:是“人”的意识的本来结构(是先在的)和意识的活动方式,等等,它超越了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只是作为观念呈现的,它排除了任何事实的人。总之,科学态度造就了单纯事实的人,但真正的、苏醒了的人却不只是事实的人,更不是自然的人。他不只满足于知道某物是什么,还要知道某物、某事应是什么?为何是什么?他要追求哲学的、理性的生活。理性的生活是遵循着逻各斯这一人人信守的构成知识的定律和秩序的生活,也是具有求知冲动的努斯精神的生活,它是二者统一了的生活。哲学与科学都体现了理性精神,但哲学所表现的理性是具有超越事实和经验而要把握超验,对纯粹概念(范畴)、对概念本身进行研究的愿望和能力。

4．当今科学的发展更加需要哲学的支撑

哲学是看，科学是干，哲学与科学的结合就是边看边干，或者说看一看干一干。哲学是认识的升华，而科学注重事实的积累注重细节和准确性。总的来说哲学沉淀我们已经知道的，并设法看的更远，科学则脚踏实地，有板有眼的逐个击破问题。我们需要哲学总结过去、把握未来，我们更加需要科学解决实际问题，改善生活环境、增加人的自由度。并进一步拓展人的思维。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科学是云梯、是楼、只有依靠科学才能站的高看的远。哲学则帮助我们把握攀登的方向速度，以使世界、使人类更健康更愉快。

因为科学发展到今天，已有相当的能力，至少已经有了很快转变为技术摧毁人类自身的能力。现在的科学发展可谓如履薄冰，科学本身没有错，因为它只讲真理，为何如此胆颤心惊呢，因为它的卵生兄弟技术，性情不稳，时好时坏。它可以让科学名满天下，众人称赞，也可以让科学背上杀人工具的黑锅。甚至毁掉科学的主体——人类。何去何从，科学必须思考，必须求助于哲学。

并且科学如何让人们认识它、理解它，不至于造成惶恐，而使人们将其拒之门外，也必须依靠哲学。也就是说科学不但要技术接受它，更人们带来物质、肉体上的享受，也要让哲学接受它，提高人的认识能力，一步步的丢掉愚昧，走向文明。哲学是媒介，是最易被广泛接受的、也是最顽固的不易被改变的精神世界。

科学带来一把利剑，若让一个幼儿拥有，后果不堪设想。是剑错还是幼儿错，是让幼儿拥有剑的错。所以必须依靠哲学提升持剑者的水平，提升人类的认识能力。科学带来新事物，然而无法想象现代的理发师在清朝敢剪去人们的大辫子，不要说赚钱了，恐怕难逃杀头之罪。当然，现在看来这事是极其可笑的，然而谁会了解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可笑之中一步步的超前艰难迈进的。我们笑话古人不敢坐火车，请问现在又有几人感想坐宇宙飞船，又有几人愿意离开地球去外空间生活。或许、显然，当我们变成古人后，也会被当作古人笑话。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挺累，不但要与自然作斗争，更多的还要于自己过不去。我们无法洒脱、无法解放自己，因为我们很幼稚、很害怕。世界是个谜、未来是个谜，我们胆小谨慎，举步维艰。当今的智能科学、基因科学等等尖端领域总让人觉得满头雾水。是缩在宗教的龟壳里，还是勇敢的沐浴在科学的阳光下。我们需要哲学武装精神，需要哲学更换思想，需要哲学推开阴暗的心门，让快乐、自由走进去。当然还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多的证据、更多的物质基础，促成哲学的大飞跃。促成人类的大解放。

5．结论